白雀园“大肃反”

作者：徐向前

白雀园的“大肃反”事件，堪称鄂豫皖根据地史上最为痛心的一幕。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肃反运动，无情地夺去了两千五百余名红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导致团级以上干部中，有六至七成被捕或遇害，红军的战斗力由此遭受了严重削弱。

撤销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由他本人接替此职。我心绪不宁，尽管分局的决定不可抗拒，我却无言以对。曾中生同志表现出色，即便遭遇挫折，也未曾气馁，依然坚韧不拔。

此刻，蒋介石急速抵达武汉，亲自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行动。原三十师师长吉鸿昌已被撤职，蒋介石遂任命原冯玉祥麾下将领李鸣钟接任，率领该师驻扎信阳；同时，将西北军中的另外两个师——张相印的三十一师和葛云龙的三十三师——调往黄麻地区，使其北临革命根据地，南濒长江，形成夹击之势。此外，五十八师、十二师以及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第二师，被调往豫南进行接防。赵冠英的第六十九师则进驻鄂东地区。徐庭瑶的第四师和俞济时的南京警卫师，被调往武汉，带有一定的战略预备队性质。敌军频繁调动，我方有所察觉，然而，对于蒋介石的整体战略意图，我们尚无法完全看透。

陈昌浩接棒红四军政委一职，随即着手在部队内开展“肃反”行动。部队在执行“肃反”的同时，亦不懈地进行战斗。陈昌浩负责领导“肃反”工作，而我则专注于指挥作战。

陈昌浩

我们起初在武庙集、草庙集、何凤桥等地对戴民权的匪军发起攻势。戴匪部狡诈异常，一旦交战，便如乌龟般将头缩入城内，顽强抵抗，致使我军难以深入。最终，我们仅成功击溃了其数营兵力。

此后，部队转战至仁和集，与敌十二师展开激战，总计击退敌援军，共摧毁敌人三四个团的战斗力。

战后，我军进驻白雀园，张国焘亲自莅临，指挥红四军的“大肃反”行动。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事件，其直接触发点源自所谓的“AB团”。其中，“AB”这两个字母，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这一短语的缩写。

陈昌浩曾向我透露，在八月初红四军南征之际，政治保卫局于后方医院成功捣毁了一个名为“AB团”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员多为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密谋于九月十五日发动暴乱，意图炸毁医院并劫持岳维峻。与此同时，一些县委和区委亦发现了改组派的踪迹，且这些势力已渗透至部队内部。军委在新集一举逮捕了原一师政委李荣桂。因此，陈昌浩抵达麻埠后，迅速对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范沱等二十余人实施逮捕。他指控这些人系四军中的反革命分子，企图发动兵变，将红军引诱至投降国民党的境地。

开始，我将信将疑。

在“赤白对立”的严峻形势下，敌特分子、奸细、帮凶频繁潜入我根据地实施破坏与策反，此类事件过去我们已有过处理经验。同时，党中央也陆续发出指示，着重指出要彻底肃清潜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动组织。声称我对这些毫不怀疑，那不过是言不由衷的虚言。

然而，另一方面，我的疑虑却是真切存在的。陈昌浩同志所逮捕的红军干部，他们曾与我们并肩作战，历经游击战的考验，英勇无畏，平日里并无异常举动，却在一夜之间被定性为改组派、AB团，这让人难以置信。在我们行军作战的同时，他不断抓捕人员，人数越来越多，这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日，军队抵达商城西部的余家集，我站在路旁的山丘上目送队伍前行，陈昌浩亦在场。队伍中有人抬着两副裹着白布的担架，我便向他询问：“哪位战友受伤了，是抬着谁？”

他瞥了我一眼，语气决断：“无人受伤，只是许继慎与周维炯，乃反革命分子，已被逮捕！”

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竟然把师长逮捕，难道事先都不通知我一声吗？”

他察觉到我的不满，却未再发表任何言论。在那个时代的规矩下，“肃反”行动实行的是单线领导制，权力集中在政治委员手中。逮捕人员，他有权这么做；若有人试图插手干预，那就是越级行事，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不过是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做法，又能有何选择呢！

许继慎

称许继慎为反革命，当时难以令人信服。

据悉，在红四军南征途中，曾发生一则颇具意味的事件：

某日，蒋介石的情报部门首脑曾扩情，派遣一名姓钟的情报人员携信至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处，施展离间之计。此信署名蒋介石，其内容狡诈地称：“归顺之儿，父母唯有泪眼含怜”。信中声称欢迎许继慎率部投靠蒋介石，承诺将给予丰厚待遇，等等。

许继慎迅速将特务拘捕，并将人及信件一并移交军部处理。曾中生与我负责对特务进行审讯，随后将其转送至分局处理。同时，我们还致信分局，强调根据许继慎同志往日的表现，其绝无问题。敌人所送之书，实为阴谋诡计，意图挑拨离间，破坏我方团结。

曾中生

关于这一问题，曾中生——曾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要职，于1935年8月不幸在四川理番县卓克基被张国焘秘密处决——编者注——及我，在八月二十日向党中央递交的报告中，同样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继成功攻占英山之后，一位名叫钟蜀武的人物自陈其来意，乃是寻觅许继慎。经过我们缜密而隐秘的审问，他如实交代，其表面身份是受南京政府之命，意图策反许继慎。然而，实际上，他作为第三党的代表，受邓演达的委托，前来与许继慎建立联系。”

“钟某目前正受到严格的监控，并将被转交给中央分局进行处理。中央分局将承担后续处理的职责。在此，我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许继慎在组织上是值得信赖的，然而，他的社会关系不容小觑，我们已对他发出了严肃的警告。总的来说，这明显是敌人企图通过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我们的计划。在此背景下，强化党的纪律性和组织严密性显得尤为迫切。”

单凭这一案件便对许继慎实施逮捕，实在缺乏合理的依据。若他真与蒋介石有秘密勾结，又怎会主动将特务及其信件移交给组织处理呢？

倪志亮同志自上海会议归来，私下里向我透露，中央已有明确指示，涉及许继慎一人的情况，错综复杂，关系颇多。

在我看来，尽管他存在某些不足，但断然不能将他归类为反革命分子。

许继慎，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于北伐烽火中，身先士卒，担任叶挺独立团的营长与团参谋长，随后荣升为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的团长。他自青年时期便矢志加入党组织，在战场上勇猛无畏，指挥若定，作战策略灵活多变，面对生死考验，始终坚定如一。

我与他在红一军与红四军并肩作战，未曾发现他有何异常举动。在军队的日常事务中，他未曾表现出拉帮结派或培植个人势力的倾向，更未曾意图将军队当作私己的玩物。至于他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众人也毫无察觉。

他多少有些独立倾向，生活中显得有些不拘小节，社交网络也较为复杂。这又能算作什么严重的问题呢？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现在大相径庭，大家日夜相伴，无论是饮食、休息、行军或是战斗，都是集体活动。每个人的行为举止、思想观念，都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所察觉。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竟难以置信，他竟然被定性为反革命，这实在是令人费解。许继慎常对张国焘进行批评，称其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我曾试图劝他停止此类言论。我想，这或许是他被捕的其中一个原因。

周维炯

周维炯的个性中不仅洋溢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息，而且旧有的习性亦颇为显著。然而，在沙场上，他展现出了超凡的勇气，智慧卓绝，实乃一位杰出的战将。

抵达鄂东北的腹地后，我闻悉了关于二徐——徐子清与徐其虚——在商南不幸遭遇枪决的消息。

戴抗若，身为六安县委委派的高级党代表，亦不幸沦为秘密处决的遇难者。

此后，中央特地派遣郭述申、刘英两位同志前往进行调查与整顿，他们险些遭遇了不测之险。

此事影响深远，自党中央直至鄂豫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各级干部，无不有所听闻。

紧接着，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材料，六安县委也递交了相应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确认了二徐与戴抗若遭枪决的事实，并指出主要责任落在王泽渥等人身上，而许多密谋并未向周维炯透露。作为师长，周维炯固然肩负一定的责任，但与王泽渥等人相较，情况迥异。那么，他为何会突然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呢？

张宗达为何对这些人进行拘捕？他们究竟作了哪些陈述？

他高声宣称：“周维炯的供述明确表示，即便二十年后，他仍将投身革命的事业，我并非反革命的份子，反而是你们才是！”看那他坚如磐石的神情！

那位同志说道：“许继慎坦言，既然你们认定我为改组派，那我就姑且接受这一称号。”

经过不懈的多方努力，我们依然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许继慎与周维炯二位是反革命分子。

揭露真相的，竟然是一位前国民党特务。他曾向我透露，1942年，陈毅同志抵达延安之际，他亲耳见证了这一历史瞬间。当时，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过程中，特务头目冷欣竟毫不掩饰地告诉陈毅：“只需略施小计，你们便会将许继慎处决。”这一言辞，无疑揭示了我们已被国民党所蒙蔽的事实。

白雀园的“肃反”运动，激荡起一股狂潮。张国焘亲自坐镇审讯现场。起初，我尚能参与会议，皆因我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并誓言自己清白无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被边缘化，连参与会议的资格亦被剥夺，甚至背后遭受秘密的审查。

首先，无论白军成员是因起义、投诚或被俘，无论其行为是否涉及反革命，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其次，即便是地主和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士，无论其表现如何，亦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审查；再者，对于受过一定年限教育知识分子的青年学生，审查同样成为他们的必经之路。这样的审查，若后果严重，可能招致生命之危，轻则遭遇政治清洗的厄运。

为有效遏制部队内部的任何异常波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果断决策，对各营进行打散与重新组合；与此同时，中央分局与鄂豫皖省委携手成立巡视团，派往各师，专门负责对“肃反”工作的监督执行。此举使得人人自危，即便是在熟人之间相遇，也不敢轻易交谈，唯恐被误认为是“秘密组织”或“反革命活动”的参与者。即便是王树声、倪志亮等资深同志见到我，也是闭口不言。整个部队氛围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许继慎案件，成为张国焘撰写文章的口实。他们借机拘捕了一众人士，实施逼供信，诬称许继慎组建了反革命团伙，意图在南下途中率领部队向蒋介石投降；所谓在英山所捕获的敌团长张汉全，也被指为许继慎所释放；曾中生因庇护他而遭撤职。种种言辞凿凿，旨在佐证张国焘东出战略的正确性及“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他一手紧握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掌握着许继慎等人的所谓“证据”，如此一来，又有谁还能公开发声呢！

张国焘

此人固然并非缺乏才能，然而其品德堪忧。他借口肃反之机，意图铲除异己，确立个人独裁。其野心不仅觊觎军队，亦波及地方。受肃清影响者，多为具备实力、丰富战斗经验和紧密联系群众的优秀领导骨干。

革命初期，诸多先驱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级以上干部，均不幸先后遭受逮捕与牺牲，其英勇事迹令人扼腕叹息。至于营级以下干部、战士，以及地方上的众多不知名干部与群众，其遭遇更是难以计数，令人痛心疾首。

军中纪律严明，一旦触犯，便无恕言，严惩不贷；而在民间，一旦激起民怨，黄安五区的人民便群起而攻之，反抗保卫局。民众纷纷贴出标语、高呼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

民众将张国焘喻为残忍无情的帝国主义刽子手，此言并非毫无根据。

张国焘之流，品行不端，实行家长式统治，根本不宜被委以鄂豫皖地区领导之重任。此乃首要的教训。

第二条，部分领导同志患上了“左”倾幼稚病的倾向。

沈泽民同志，系茅盾先生之弟、张琴秋女士的前夫，曾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要职，不幸于1933年因病离世——编者注。他是一位好人，然而在思想上却颇为“左倾”。沈泽民同志不仅热心于推行“肃反”运动，更有一套理论支撑，主张“在那些思想意识不正、持有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寻找反革命线索”。他主观上坚信反革命的必然存在，坚信必须不遗余力地将其揭露出来，这种看法未免过于幼稚。

事实上，又有哪位的思想能够做到完美无缺，毫无瑕疵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句话旨在教导我们采取辩证的思维方式，即一分为二地审视同志和事物。

世间无人能始终保持绝对正确。每个人都会存在不足与失误。若有人以个人缺点或错误为借口，试图寻找反革命的痕迹，这行得通吗？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有着明确的分界。若将普通的思维认知问题与反革命行为混为一谈，很容易导致错误的扩大化处理。

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们看，黄钢的反革命立场多么坚定，他竟然剖腹自尽！”即便缺乏确凿证据，他也坚信不疑。这种极端的“左”倾指导思想，导致多少革命同志遭受了冤屈啊！

第三条，逼供信，致命。

逼供信，此类行径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实为剥削阶级司法制度下的产物。观看京剧，常可见那青天大老爷一拍惊堂木，轻易动用酷刑，以致屈打成招的案例比比皆是。《苏三起解》中，那位老解子因目睹了众多冤案，才不禁发出“公道与否，唯有苍天可鉴”的悲叹。

我们的“肃反”运动，却引入了封建主义的元素。那是一种“一逼、二供、三相信”的模式。逮捕和处决，往往无视证据，仅凭口供定罪。所采用的刑罚之残酷，令人瞠目结舌。不少基层干部与战士，甚至对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名词的含义一无所知，更别提它们意味着什么——那是可能导致生命终结的罪名。一旦被指认，他们便不得不承认。而承认还不够，他们还需指出“同党”是谁。所谓的“同党”，不过是一些曾经一起讨论过事务的同志或同乡，仅仅因为聚在一起讨论，便被定性为“同党”或“反革命组织”。于是，这种株连便波及一片。逼供信和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并非罕见，这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末尾一点，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并非孤立事件。

在那个时代，教条主义者的身影笼罩了中央。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者交织，全党上下，各个根据地都笼罩在这股风潮之中，开展肃反运动，推行扩大化。他们将中央革命根据地挖掘“AB团”经验的手段，移植到鄂豫皖地区，又将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做法传播至其他根据地，反复折腾，过度推行，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有专门总结，此处便不再赘述。

历史之鉴，不容忽视。我们务必让子孙后代免蹈覆辙。

附带一提，我爱人程训宣在那场“肃反”运动中经历的磨难。这番叙述，亦是我对她深切的怀念。

我与程训宣同志喜结连理于1929年年底。她原籍黄安，家居檀树岗程伍德村，担任妇女工作干部。我常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奔波，而她则坚守后方岗位，我们相聚时光颇为珍贵，难得一见。

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捕了，据说她是改组派的人！

她的遭遇究竟如何，我并不清楚，也不宜过多涉足其中。只需静候组织的“审查”便是，这毕竟是我在战斗。

自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我始终在探寻她的音讯。然而，无论是谁，都对此一无所知，亦无人向我透露半点消息。

周纯全

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并无具体罪行，只是借她之手搜集有关你的情报罢了！”

家中兄弟姐妹共有五人，皆投身革命，对党的忠诚无以言表。大哥程启光，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曾担任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则从事教育工作，同样是一位共产党员；三哥曾任基层苏维埃主席，不幸惨遭敌人杀害；而我的兄弟则在我司令部担任警卫员，后来在红二十五军时，亦遭遇肃清。她被捕后，我无从得知她究竟遭受了何种酷刑，但传闻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依然坚守信念，未曾透露半点口供。

一场革命的风暴，人民群众为之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不仅在与敌人的斗争中需要以鲜血为代价，即便是在党的路线出现偏差之时，也同样伴随着血的教训。由此可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尽管当时党内惨遭大规模的清洗，我们党的意志却并未动摇，红军的队伍亦未被摧毁。民众的心，无不向着我党，向我军。不进行革命，人民将无路可走。干部被捕后，一批接一批地更替，再被捕，再更替。被清洗的同志，数量难以计数。然而，我们的队伍始终坚韧不拔，叛逃者寥寥无几。这是因为我们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始终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红军战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工农，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有着血海深仇。历史业已证明，尽管我党历经磨难，但我们的力量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徐帅前妻程训宣之死：她脚伤

遍体鳞伤，留遗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肃反”二字常常蒙上一层沉重而悲伤的阴影。众多在革命事业中无私奉献、英勇牺牲的无辜者，在这场运动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白雀园的肃反事件，堪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浩劫。在这场由张国焘一手挑起的政治风暴中，徐向前元帅痛失爱妻程训宣。

程训宣

程训宣，1911年诞生于湖北红安十里坪的程维德村，一个贫瘠的农家庭院是她成长的摇篮。尽管家境贫寒，她未能步入学堂接受正规教育，但她的天赋聪颖，性格活泼，且坚韧不屈，不受封建礼教的桎梏。即便身处困境，她依然展现出独立自主的非凡品格，成年后勇敢面对生死，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凭借工作中的满腔热忱和为人正直的品质，程训宣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坚定成员。

1929年，徐向前时任红11军31师副师长，肩负使命抵达程维德村进行视察。未进村便隐约听到了歌声，好奇之下，他催马前行，循着歌声的方向寻觅。终于，在村口，他目睹了一位清秀女子正深情地吟唱《送郎当红军》。程训宣短发整洁，神态干练，双眸深邃，透露出坚定的光芒。尽管面容尚显稚气，但那份坚毅的气质却毫不逊色。徐向前的心被那动人的歌声深深打动，直至歌声落幕，他才回过神来，带头为她热烈鼓掌。

徐向前

此乃徐向前与程训宣的初次相逢。此后，他们在工作中频繁相遇。红区干部曹学楷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主动担起了月老之任，促成他们走到了一起。同年年底，徐向前与程训宣在程家祠堂举行了既简朴又热闹的婚礼。婚礼由族人主持，虽不奢华，却洋溢着温馨与喜悦。宴席上，程训宣亲手为徐向前缝制了一双布鞋，这双鞋成为了他们爱情的见证。

婚后，夫妻情深，相互扶持，然而战事频仍，使得他们聚少离多。唯有徐向前因伤归来休养之际，方能共享天伦之乐。纵然如此，他们的感情依旧坚如磐石。正当两人沉醉于婚姻的甜蜜之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如影随形，悄然降临。

在1932年，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参与反四次“围剿”的战斗，战局异常紧张。由于无法回家，他便让警卫员带着自己的袜子去让程训宣修补，以便他能够继续安心作战。然而，警卫员回来后告诉他：“程训宣被捕了，传闻她是改组派成员！”彼时，“肃反”运动已悄然兴起，身为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不便轻易插手，他坚信组织将会查明真相，为程训宣洗清冤屈。因此，尽管妻子遭受不测，徐向前依旧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斗之中。

随着部队从鄂豫皖根据地撤退，徐向前不遗余力地探寻程训宣的音信，却始终未能获得确切的消息，心中唯有默默祈求妻子的安好。然而，他未曾料到，早在1932年，程训宣便已遭遇不幸，被残忍地夺去了生命。

实际上，程训宣在狱中的经历并非不为外界所知。当时，徐向前的警卫员张波曾亲眼见证了程训宣被囚禁的一幕。自1929年以来，张波便一直伴随在徐向前的身边，直至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方才离任。因此，张波未能及时将程训宣在狱中的遭遇以及她临终前的遗言告知徐向前。

张波回忆起那段岁月，提及部队撤离鄂豫皖之际，他并未随同主力部队南征，而是选择留在了新集。当得知程训宣被关押于保卫局的消息后，他下定决心，设法与她见面。历经波折，他终于如愿以偿，踏入保卫局的牢房，与程训宣重逢。张波回忆说：“我踏入那幽暗潮湿的牢房，立刻看到了程训宣。她蜷缩在冰冷的地面，脚上锁着沉重的镣铐，身上布满了伤痕。”程训宣的模样让张波震惊，她曾是那个短发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女，如今却变得如此憔悴。程训宣一眼便认出了张波，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此刻，程训宣尚不知徐向前已悄然离去鄂豫皖地区，她郑重告诫张波切莫将自身被囚禁之事告知徐向前，深怕此事会牵连到他的安危。程训宣坚信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然而心中对丈夫的安危仍牵肠挂肚。张波在与她见面时亦深受触动，程训宣即便身处逆境，心中依旧牵挂着丈夫。她对张波倾诉：“我非反革命，亦非‘改组派’，徐军长请勿忧虑。即便保卫局严刑逼供，我未曾编造任何虚假证词，纵使生死相隔，亦绝不会对不起徐军长。”分别之际，程训宣轻声叹息：“恐怕我命不久矣。”这或许将成为她的诀别之言。

张国焘下令对她实施秘密处决。在程训宣命丧前的夜晚，她与同牢的囚犯们共处一室，难友们隐约听到了她吟唱出的悠远歌声。张波曾承诺将转达她的遗言给徐向前，然而，因未能及时与徐向前会面，这份诺言终究未能兑现。直至1937年，徐向前抵达延安，才从悲痛中得知，自己的妻子程训宣无辜被害的消息。

程训宣的离世，成为徐向前心中永恒的伤痛。此后，他对于情感的提及总是避而不谈。尽管诸多女战士向他吐露了爱意，他却始终紧闭心扉。直至1946年，他才与黄杰结为伉俪，共度余生。

自新中国诞生之际，徐向前便得知程训宣的母亲抵达了京城，并在长子孙启光的寓所安顿下来。每逢他前往拜访岳母，总会以程训宣身处异地，忙于学业为由，谎称其无法归来。尽管程老太太心中存疑，却始终选择对女儿尚在人世的信念予以坚守。这个充满善意的谎言，就这样维系了数载，直至1972年，程老太太与世长辞。在临终之际，老太太紧紧握住徐向前的手，目光中充满了依恋与感激，说道：“向前啊，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有训宣在你身边，我便可以安心离去。”徐向前听闻此言，不禁泪流满面，心中满是苦涩与无奈。